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動物保護團體社會企業化之研究—以台灣319愛貓協會為例

我國於1998年正式公布施行動物保護法後,各種非營利動物保護團體紛紛成立並為弱勢動物爭取福利,然而該類團體常因經費或人力不足致使組織無法健全發展。而近幾十年來從歐美興起的「社會企業」,以商業化方式賺取盈餘,但仍維持組織原本公益社會目的的方式,是否可應用在此類非營利團體中,以強化本身非營利組織的體質,是值得我國追求現代動物福利發展所須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先整理歸納文獻資料及訪談個案相關關係人後,運用社會企業化SCP模式將訪談資料分析整理,以探究個案在社會企業化過程中面臨的利基及困境,並了解其社會企業化的經營模式,最後給予相對應的具體管理建議。

動物保護法立法前後公私協力關係之研究-以棄犬問題處理為個案分析

公部門一直扮演掌管棄犬問題處理的角色,業務包含捕捉、收容、安樂死、認、領養等等,然而公部門一些不當處理棄犬的手段,也引起民眾與動物保護團體的關心甚至抗議;近年來非營利性的動物保護團體蓬勃發展,其擔任教育民眾愛護動物與政府積極協商的角色,展現出的企圖心與活動力一再凸顯出貢獻與重要性。隨著時代變遷及價值觀的轉變,各動物保護團體的發展方向、專業能力、重點工作、政策監督與義工訓練也隨之有了轉變,使得民間團體與政府的對話空間、承辦計畫往來逐漸熱絡頻繁。據此本研究之目的有四:一、瞭解公、私部門處理棄犬問題的差異性;二、分析公私協力互動模式;三、公私部門同質性組織互動關係;四、理論與實務之印證。 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法。首先文獻分析法乃經由公私協力相關理論、國內外碩士論文與期刊、官方與民間網站、報紙蒐集分析、相關法律條文等回顧,對於理論與個案做一綜合性分析。其次參與觀察法乃研究者選擇參與中央與地方政府舉辦之座談會、擔任民間動物保護團體之義工、棄犬相關之公聽會、研習會、教育訓練營等活動,透過個人參與之觀察以利對個案重大議題之瞭解。最後深度訪談法方面係以半結構型的訪談類型為研究標準,根據文獻分析與參與觀察而設計出三個脈絡:一、源頭管製法律面;二、棄犬捕捉執行面;三、收容管理面,以聚集利害關係人關切之焦點。

我國「寵物公園」民營化可能性之研究—以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門合作為例

 政府與民間團體在各項公共服務的供應上建立夥伴關係,不僅成為全球潮流趨勢,也是各級政府落實福利政策的重要作為。「有限政府,無限民力」如果用在社會福利領域中,即是凸顯民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公設民營的基本精神即在於強調政府與民間「優質互補」的關係,簡言之,政府與民間各盡所長,各蒙其利,期在有限福利資源下,擴展無限福利效益,具體提昇社會福利品質,擴大服務範圍。寵物公園的設立,不僅涉及高度的公共服務性,也有著公益性的內容。因此,本研究在民營化可行性的研究前提中,便將非營利組織視為與政府合作設立、經營寵物公園的主要對象。其原因,即是為兼顧公共性、公益性等重要因素。      本研究以最被廣泛探討的環境、動物權(動物保護)、動保法律與公共政策為分析主題,並由此四大方向,來分析台灣目前「開闢多功能寵物休閒公園」所可能產生的正、負面效應,並輔以參考國外類此設施,綜合歸納、分析、探討出我國設立多功能寵物休閒公園之可行性及先期規劃目標。並設定由非營利組織負責推廣經營,促使寵物公園能發揮最大效益。

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合作關係之研究 ─以臺北市街貓絕育回置方案為例

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合作過程中,因為受到許多主觀面、客觀面與非營利組織特質等因素的影響,造成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會產生若干的阻礙與落差。因此研究中以深度訪談的方式,探索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對於合作個案的想法與意見,期望能瞭解影響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因素、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內涵與特性,以及臺北市街貓絕育回置方案在雙方的合作關係有何意義與特殊性,是此研究的主要目的。 研究中透過期刊專書與國內碩博士論文之研究成果,歸納發展出研究架構,包括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因素:非營利組織參與地方政府運作的動力(主觀面與客觀面)與非營利組織特質,以及雙方合作的結果:地方政府主導、非營利組織主導與平等契約三種合作關係。藉由這個研究架構,研究者對實務進行瞭解,得到相關的研究結果。 依據實證研究的結果,研究中逐一檢視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差異為何,發現因為個案特殊性的關係,於研究結論中再建構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內容,將若干合作因素與結果作部分捨棄與修改,例如研究中將溝通因素修正為溝通程度、角色定位修正為角色與責任、信任與承諾修正為信心,以及最後以政策利害關係人觀點取代三種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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